阳明之学说，乃参以儒学之佛学，或参以儒学之禅学。观于本篇之终局，可以明了。今若举出其全然相同之点。则其根本之观念以心为理之本体，不于心外求理，以实行为主，不屑于语言文字之末。就此点而论，可谓与禅全相一致。惟彼论学之际，注意于避免禅所常用之文字，而使用儒学所常用之文字。使人见之常以为与禅，全然别物。至其真意，则不外采取禅意而符合之于儒学，此其故。由于彼较禅尤重于实行，就此点而论，彼之学说不惟对于其他之儒学更进一步。即对于禅亦稍呈异色也。
如上所述，阳明之儒学与佛教，尤其与禅有密接之关。如此，余今将述阳明之儒学与佛教，尤其与禅之契合点。则不得不对于佛教，尤其对于禅有所说明。
阳明学说之由来
唐以来之学者，专从事于注疏，于研究义理，发见真理，盖阙如也。故其为学乏于自由思想。周世宗尝大斥佛教，至宋太祖始解其禁。遣僧侣游印度，又印刷大藏经。至太宗、真宗时，置译经院，译诸经论。仁宗时，禅宗最盛。世恒言，佛教能求义理，达真理。顾迂于世事而学者达识之，士多好之，其反动也。虽儒家者流亦渐厌注疏之积习，以为注释古书无异于品评古物。人每施其解释而异其见解，有赏扬者，有贬称者。其说之孰是孰非，使人茫然而不能辨。以视佛教之求义理、研真理，可知从事于注释者，不免舍本而逐末矣。不特此也，古先圣王之言，从于日月之推移与事物之益趋于复杂。有不尽适于世用者，其待后人之发明者至多。儒学至此，遂有不能不别开一生面之势。于是周濂溪起，其为学务穷理、励名节，著《太极图》《通书》，以先人之五性说为哲学的说明，是实时世之所然也。（欲知阴阳五行之说，可观周濂溪之太极图说及通书）二程子从之学，其远训诂求义理之情较濂溪厚。采其师之研究法，而不偏于师说。察学术之变迁，以期发见孔孟之真意。其为学如此。于是学者慕之，知以义理为重，谓为学所以明义理也。其与二程同时以义理之学名于世者，有张载、邵雍相与交游。研钻风靡一世，唐以来之学风为之一变。要其所谓一变者，非能发明一最新之真理。第于从来之儒学，参以佛教之理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