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特殊的恐惧症为什么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影响民众？相对而言，其他广泛分布的恐惧症的爆发却多多少少地符合对患病人数的合理估计。
至少从惊人和新颖的角度来看，丹麦犹太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故事与上一个故事颇为相似。埃里克森试图通过一种有趣的观点来解释现代反犹太主义。他提出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些犹太思想家的理论动摇了统治达数百年之久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稳定性，导致了许多人的身份失落感，从而让人们仇视孕育了这些革命性思想家的民族。
埃里克森并没有尝试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传统的反犹太主义。即使对于现代反犹太主义，他的观点归根结蒂也不过是一种猜想。有趣的是埃里克森本人，一位犹太母亲的儿子，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正是对他的时代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观念的挑战。
埃里克森尝试利用他的另一个理论去解释传统反犹太主义。他认为犹太人割包皮，从而引起了不割包皮的人们的原始恐惧。即使我们接受这种理论背后的心理状态，我们仍需要解释人们对于其他割包皮的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的仇恨。（这种仇恨从来不取决于地理距离，比如，一个从未亲眼见过犹太人的民族却仍然努力培养了对他们的仇恨）。